美国过去200多年的金融发展史，早期从1790年到1850年的金融发展主要是靠政府公债和企业的债券市场，从1850年到1890年左右，资本市场开始从侧重债券市场转向侧重股权市场发展，对于当时美国产业结构的转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市场经济脱离了往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属性，其工具性凸现出来。经济改革一方面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另一方面也为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收入分配差异过高，劳动者工资过低，环保恶化等等。

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权力+市场是今天国企的主要特征。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政策必须互相配合，平衡发展。人们既不能继续用经济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社会改革，也不能用社会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经济改革。尽管很多国有企业想放弃行政级别，但政府不想放弃，因为政府想用这一政治方法来控制企业。在经济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年代，主导改革的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

民企的出走构成了新移民潮的主力。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更体现在法律上，中国修改宪法，为不同的产权（包括私有产权）提供法律保障。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是一种财产税，不是跟富人过不去，只是因为按照再分配的内在逻辑，有负担能力的人理应多交一些税。

市场经济在不动产保有环节需要有税收调节的制度安排，现在缺的就是这件事情，物业税就是与此相关的制度概念。对于保障轨，政府的要领应有三条：管规划，管托底，加强运行管理。同时要强调，房价只是两轨统筹中市场轨的事情，和我们说的住有所居的各种保障房没有关系，它只是商品房、产权房价位表现的问题。那么此时房价的表现，相比于没有物业税，是会更高还是更低，答案不是很清楚了吗？有一种说法，是说物业税会转嫁给住房人，使房价更高，这有点奇谈怪论的味道：如果买房自住，还谈何转嫁？如果讲的是租房，那是偷换了所讨论的产权房价的主题(即使是租房，在供给增加的情况下，房主的税负也不是想转嫁就能转嫁的)。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物业税 。第三个好处是，物业税将发挥在财富与收入方面再分配的功能，这是世界各国财产税的共同特点。

但问题是，物业税在使空置房减少、住房供给量提高和持房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对于炒房行为是有收敛的作用，还是鼓励的作用？靠炒房赚钱的空间是小了还是大了？答案当然是前者。查一下历史资料，任何国家实行房地产税，都没有改变几十年的房价上升趋势。对于购房炒作的人，投资投机其实难以截然划清，就是买房是为了卖出赚差价，当这些人的持有成本上升之后，约束增加，风险也提高了，这样他就会倾向于谨慎一些2008年以来，我们被一系列的事件触动：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救灾重建需要金融支持。

把握税收杠杆调节经济结构的有利时机。至于在融资事项上直接的区别对待、以优惠的利率和放贷条件雪中送炭式的支持（包括许多同志所谈的绿色金融等），则大多属于政策性金融的范畴，而政策性金融体系不论在成熟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中，还是在新兴市场经济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的当代生活中，其实都是必须放在战略层面来讨论的。这种结构调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领，是要更加强调和注重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整结构。今后，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加大支持消费品下乡和生产资料（如建材）下乡的力度并加强针对性，特别应注重结合城市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和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促进结构优化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上，集中到一点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升级换代。我国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时机，充分利用经济手段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法律手段需要强化，但法律的健全和细化是一种慢变量，而且其作用也主要是框架性的和原则形式的。2010年，应首先把财力用于在建工程的续建，在严格控制新建项目的同时，更扎实地做好新开工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所有项目的施工监理，保证施工质量，从而把投资的结构优化效应落到实处。

政府已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如对务农农民的直补，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保护与工资按时发放，提高城镇低保标准和退休人员退休费标准，推动新医改、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实施住房安居工程、推行农村新农合和基本养老保障，以及以财政补贴助推家电、机动车下乡等，对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通过增加可用收入而增加即期消费和调动潜力增加农村消费等等，已产生了较好的作用。现实生活中，以制造业产能过剩、低效使用资源粗放型发展、低水平重复建设、消费率偏低、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等为基本特征的结构问题，是我国中长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可持续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拖累，其负面效应将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日益令人不能容忍。只有如此这般去努力，以金融支持结构优化（包括支持三农、支持中小企业、支持自主创新、支持节能降耗等），才能越做越实。与消费有关的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和再分配调节。在税制方面，要达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结构的目的，需要充分利用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的区别对待措施。比如形成一系列有针对性、体现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税收或者支持补助的优惠措施，而后让企业自己在竞争中形成优化配置，通过市场来进行优胜劣汰。

从宏观环境来看，经济生活中的通货紧缩压力已经不复存在，通货膨胀虽有预期，但还没有形成较大现实压力，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推出资源税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资源税负合理调整的设计方案，应该聚焦于以运行机制的力量达到把一些过剩产能和落后企业淘汰出去的效果，同时使大部分企业经过努力顺应节能降耗的新机制而继续发展。

我们亟需利用当前通货紧缩压力已经消退，而通胀压力还在预期状态、尚未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定杀伤力度的有利时机，以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决心，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加大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的力度，把短期调控政策和中长期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资源要素的相对价格都应该上调，从而使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而不是挥霍资源，节约使用初级产品而不是粗放地耗费初级产品，刺激各种主体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减耗的工艺、产品和技术，促使消费者更趋向于有利节能、环保的消费方式。

要注重财政手段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如果只用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用会比较有限，其副作用或实效难到位的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的。

与市场经济的总体架构一并考虑，不能要求我国中央银行调控下的商业性金融系统直接承担过多的区别对待的结构调整责任，商业性金融系统中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主要是在央行的总量调控信号和相关的风险约束条件下，锦上添花式地去支持那些直接效益最明显、而风险最有把握规避的项目和领域，客观上这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机制的资源配置优化，是一种企业利润导向的公平竞争中商业金融只可以间接促进的结构优化。现在正是充分利用税收调节杠杆的时机。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客观上使我们转变方式、优化结构的迫切性更为凸显，我国经济在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助力之下顺利地于2009年从前低转入后高之后，已进入企稳向好局面，宏观调控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已从内需不足更多地转向结构制约。收入分配悬殊、利益配置不合理问题，包括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和仇富心理等问题，都需要高度关注。

所有这些事项，都是在经济结构上推进优化的，并且四万亿投资对消费也有拉动作用，以往的经验是项目投资会在30%-40%的比重上转为消费。 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在扩张性宏观政策的助力之下顺利进入企稳向好局面，宏观调控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已从内需不足更多地转向结构制约。

特别是对于现在影响非常大的垄断行业和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凭借垄断权力和国家特许权（往往是用自然垄断、国家需要之名掩盖过度垄断之实），不合理地、过多地占有国民收入份额的问题，亟待克服既得利益障碍通过配套改革措施（包括垄断行业的必要改造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下对国有资产收益的适当集中等等）加以认真解决。法律的作用也主要在于维护、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规则与环境。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结构优化 。资金运用的这种政策性的结构取向，完全不是商业金融内生的运行机理可以长久支撑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各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这些事项的政治表态，和它们的运行机制之间，明显地存在两张皮式的悖反现象：虽然表态都是非常明朗的，但后面没有支撑它持续做这种事情的运行机理。应确保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得到公共财政的提高低保标准等方式的扶助，而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创新金融手段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利用税收杠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税收是经济手段中的一种重要的、基于法治的规范形式和工具。

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提高低中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来促进消费，调整内需结构。在四万亿元投资之外，调整内需结构则应注重合理促进消费，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并通过社保体系建设消除社会成员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而增加即期消费。

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抗寒过冬需要金融支持。不论从长远来看，还是从当下的迫切需要来看，这种经济杠杆不但要用，而且要用好、用充分。

实践已反复证明，在很多具体项目上，政府不一定能看得很准，往往政府只知道一个方向，比如说要节能降耗，到底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技术路线能在节能降耗中有竞争力，能够站住脚，这些都要通过竞争才能知道。应该说这既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优化结构的经济手段，又是一个涉及我国商业、政策金融体系全面改进的方兴未艾的挑战，是一个必须在中长期发展、改革、稳定中来力求处理好的创新过程。